科学家研究发现，在一群蚂蚁中，存在着两种行为模式不同的蚂蚁：
一种是农夫型蚂蚁。农夫种地，地在哪里很清楚，出门直奔地里，劳动完毕，直接回家。与此类似，当发现食物时，农夫型蚂蚁出洞后，沿着最短的路线直奔食源，咬下一块食物后，急急忙忙循着原路返回。

渔夫型蚂蚁则不同。渔夫出门打鱼，鱼在哪个水域是不清楚的，渔夫必须东游西逛，四处寻找鱼群。渔夫型蚂蚁接到食物报告出洞以后，东张西望，游游逛逛，绕了好多弯子，才来到食源所在之处，咬下一块食物后，也不是循着最近的道路搬回洞穴，仍然是东游西逛，慢慢回洞。  

科学家最初非常疑惑，这种渔夫型蚂蚁的行为，有违效率原则，为什么竟会在生命进化中出现？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它们的作用在于寻找与探索，因为东张西望，游游逛逛，从而有可能在已发现的食物周围，发现新的食源。最奇妙的是，科学家把一窝蚂蚁中的渔夫蚂蚁捉走之后，有一些农夫型蚂蚁会自动转变成渔夫型蚂蚁。两种不同类型的蚂蚁，总是保持着一个适当的比例。
   
“农夫蚂蚁”好理解，他们的行为目的明确，逻辑清楚，不仅他人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容易理解自己。他们通常很早便具有了明确的生活目标，知道自己“那块地”在哪里，然后就坚定地朝着那块地前进。通常，他们容易获得生活的成功和他人的赞赏。

“渔夫蚂蚁”不好理解。在他人的眼里，“渔夫蚂蚁”整一个不务正业，东张西望，寻寻觅觅，“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最要命的是，连他们自己也“目的地不明”，不知道要捕捞的鱼在哪一块水域。生命唯一的向导是内心的不安，在未找到先验的“鱼群”，未与前定的宿命相遇之前，内心的不安驱使渔夫蚂蚁在世界上傍徨、徘徊、流浪。

前几年在山上修炼时，写了一首诗：
《五十有感》
早年从军气若虎，荆轲壮语赠红酥。
浪漫多作荒唐事，性痴偏行世外途。
五改志向气犹在，九业归来仍读书。
英雄老去欲何往，白云深处卖画夫。

“五改志向”：
我第一个志向带有鲜明的文革时代特征，“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因此去当兵，“战场上见！”看了太多的低水平领导后，第二个志向是当一个有知识的领导者。作为全系统最年轻的优秀科级干部，在面临越级提拔为厅局级干部时，我改变了想法，退出官场，决心做一个学者，自己决定自己一生走多远和走多快。第四个志向，当一个思想型的作家。最后一个志向：五十而知天命，在自己最有天赋的地块挖掘，做一个有丰富内涵的画家。

“九业归来”：
高中毕业以后，我做过九个行业：
水手、侦察兵、农业，海关干部、哲学教师、广告设计总监、社会科学研究、儿童美术教师、画家。
每一个志向和行业，都丰富了我的人生，在生命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
由此看来，我无疑是一只超级典型的渔夫蚂蚁，儿子有一次被他妈批评不抓紧时间，儿子拿我说事：着什么急呀，老爸都是退休以后才开始干事业的。这一说法有点夸张，但也确实属于“燕山雪花大如席”之类的艺术夸张。感谢生活和命运，给了我漫游的机会和时间，东张西望，寻寻觅觅，最终携带着人生所有的阅历走向人生最后一个志向：做大画家。

理想主义在今天这个讲求实惠主义的时代，几乎已成为贬义词。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我为理想主义下的定义是：
理想主义就是想把某件事做好，精益求精，达到理想状态。因此理想主义者具有某种原则的坚定性。理想主义是世界的盐，世界这锅百味杂陈

的汤因此而有滋有味。多年来，生活的经验使我认定，在某件做得好的事情后面，肯定有理想主义者的身影。

哲人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在我的命运之旅中，渔夫蚂蚁和理想主义，这两条性格主线互相缠绕，或紧或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成为一趟遥远的寻觅。当然，这是“不惑”，“而立”之年才逐渐明白的。

我为自己拟了一个对联：
浮生两枝笔，问道一屋书。
两枝笔：一枝画笔，另一枝文笔。

我原名廖雨兵，泉大木是画画用的名，可算是号吧。

１９５２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古称嘉州，知道此地的人不多，近代以来出过几个人：
政治上出了个叶剑英，绘画有个林风眠，这两位乡贤尽人皆知；
写诗的李金发，现在的社会知名度不高了，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１９１９年赴法勤工俭学，学的是美术，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成为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以唯美、颓废、晦涩的诗风，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诗坛上独树一帜，引起广泛持久的争议----

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
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
（李金发诗句）

１９２５年他应刘海粟邀请回国，除写诗作文外，先后在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广州等处任教，４０年代后期转入外交界，１９７６年终于纽约。

梅县都是客家人。客家人逃往他乡做客，村村皆有祠堂，祠堂乃家族之本。据父亲告诉我，旧时祠堂族谱上头两句写着：
南阳望族，五世其家。

这八个字我很喜欢，只听一遍便入心。想想南阳，使人神旺：
光武帝将星云集，
诸葛亮躬耕南亩，
张三丰神乎其神，
冯友兰近代大哲。

族谱早已失踪，父亲前几年已经去世，我仅凭直觉认定父亲说的没错，果然，在开封龙亭买到一份百家姓中的“廖”，内中介绍，廖氏起源于古代二个蓼国，皆在河南。

有一年到郑州讲学，同行的广州少年宫美术学校校长关小蕾，看我到了中原，如鸟归旧林，鱼返故渊，笑我是广州的“河南盲流”，我欣然纳受，并加以充分发挥：
我祖上可算是河南盲流的先驱，一看大势不妙， 早在几百年前便已南下“打工”。
也可以说，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者”----解构主义大师福柯认为，在专制结构中，专制者与反抗专制者一齐，构成了因对立而互补的双方，没有反抗者也就没有专制者。

福柯推荐的是釜底抽薪，王顾左右而言它的策略，“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论语．雍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跑到粤东这南蛮之地的山区里，保住了我们这一脉，至今有十几代了，瓜瓞绵绵。

想想真不容易，拖家带小，锄头镰刀，锅碗盆瓢，过日子的家伙都得带着。最要命的是，目的地不明，不知哪里有块没人的空地可以安家，就这么渔夫蚂蚁东游西逛，野外生存地一路走下来。要是让现在的人，拿着DV机一路跟拍，那还不得在人类学电影节里获奖？

咳，人挪活，树挪死，也不知道这英明伟大的盲流祖先叫什么名，长得怎么样？

这盲流的血液在我父亲这一辈身上发扬光大，四兄弟中三个流去了东南亚，印度，加拿大。唯一留在国内的父亲，抗战时流进共产党，放下教鞭，投笔从戎，钻山沟打游击，日夜流窜，“踏遍青山人未老”，如此直到解放，奉调国家建工部以后，又东西南北到处去。

盲流的血液通过神秘的基因继续指挥我们。我们四兄弟中，有三人当过兵，两兄弟去了新西兰养羊，捕鱼。我跟盲流祖先有同有不同，同的是只在国内流浪；不同的是方向相反，通常是由南向北盲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筱敏采访我时说，一个人人生最早的记忆，对他的一生有种预示性。她问我人生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我不费劲就想起来：

冬天，大雪过后，天晴了，跑出门外，“白色的雪和沟渠的黑，两者对比非常强烈。”

这个场景就是我人生最早的记忆。那时大约３岁，住在西安。

筱敏没有对我这人生第一记忆发表评论。

我不知道它预示什么，是预示我对善恶差异的敏感呢，还是预示我对水墨有慧根？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说来也怪，自从对她说出这件事以后，这个记忆便淡了许多，从浓墨与白的对比，变为淡墨与白的对比。后来又有一次这种体验，我在拙著《创造孩子》中，描写了３０年前，“文革”中，我的生物学家梦破灭时的心情。写出后，那种几十年来记忆鲜明的感受很快便淡下去了。

小时候还有一件怪事，晚上要外婆抱着，在房间里不停地走动才睡觉。这也就罢了，外婆还得打着伞，她看我睡了，刚把伞放下，我便睁开眼睛，大叫“伞！”。这件事我一点记忆没有了，是舅母前两年告诉我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怪癖来自何方，看来，好坏不论，我生命中确实有一些不可思议，不近常理之处。

我们家传统阳气重，我父亲四兄弟，没有姐妹；生我们又是四兄弟，没有“花”，父母终生为此遗憾。

８岁在母亲督导下开始练习书法，她用自己的字给我们作帖。几兄弟每天做完功课写两页才能玩，结果都写伤了，机会一到，便自动停止了这门非学校功课。

小学阶段喜爱画画，图画课成绩很好，课余临摹书上插图。记忆深刻的是一本关于动物园的书，有河马，猴子诸多动物插图，家中柜旁角落成为我人生第一个“画室”。

初一与几个同学一起玩篆刻；将爬白云山检到的一块山稔根，雕刻成一只鸟，母亲大为欣赏；又雕刻一头小石狮。

“文革”中作“逍遥派”，随同学朋友四处游逛，第一次见大海，陶然其中；又步行长征串联，跋山涉水，眼界大开。

１９６８年上高中，出墙报，画大批判宣传画，耻于写字太难看，习练钢笔书法，当时没有帖，以同学的字作范本，写了三个月，颇见成效，以新字写信给干校的母亲，大受表扬。她从干校回来探亲，见我收集了好些信封上的花鸟、少数民族姑娘小图，小瓷鹤等，批评我怎么像个女孩子。

也许是天性发作，其他兄弟至今未再摸毛笔，而我此时找出一本颜体多宝塔字帖，自觉自愿地练了起来。又尝试水墨，作毛泽东诗、词意画：“梅花欢喜漫天雪”，“暮色苍茫看劲松”等。

１９７０年，高中毕业，分到广州海关，在快艇上当水手。

同年底，梦想着“战场上见”，从广州海关参军，在某部特务连侦察排先当战士，后任文书，日常工作写写画画，多作水粉，常画速写。文书同时兼军械员工作，掌管弹药库，其他人不得入内，里面成了我的私人“画室”，把画具收藏在弹药箱里。

坚持临帖，写颜体多宝塔初有体会，甚得战友、首长称赞。（那时的风气看重这些。）

自学哲学，读唐诗宋词，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书籍，尝通宵读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曾以两天读完借来的《红楼梦》，读得颈部疼痛难忍。练习文学写作，写下大量诗歌、散文、杂文、论文、笔记。

临复员那年，因过度劳累，生病回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检查治疗，完事以后，受苏联文学影响，我决定步行回部队，“去看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

结果走到林则徐曾经销烟的虎门附近，被“土八路”民兵给扣留了。他们怀疑我逃港，不过倒是对我这个正规军挺客气的，最终县里武装部和部队通了电话以后，由部队派出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回师里保卫科，挨一顿好训。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以说这是一次“行为艺术”，实际上是艺术行为，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都尽可能地“行万里路”，开阔眼界，了解生活，丰富自己。

１９７５年，退伍回海关，在伶仃洋上一个零点九平方公里的海岛上监管、查私、生活７年，升职为科长。

文天祥战败被元军俘虏，经此曾写下《过伶仃洋》，中有诗句：
“惶恐滩头说惶恐，
伶仃洋里叹伶仃。
自古人生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夜海茫茫，有时两个人，驾一艘摩托快艇就在海上飞驰，追捕那些走私分子。多少个夜晚海上伏击，我总是主动要求值别人不喜欢值的午夜班。北风呼啸，月光在海上铺出一条宽阔大路，闪闪烁烁，一直通往天际。我裹紧军棉大衣，手里拿着夜视望远镜，很多时候没有去搜索走私船的踪迹，而是沉浸在一种诗意的思索中了。天地杳冥，一灵独存。

七年日夜与大海、岛山作伴，惯见风雨雷电，感触良多，心身、文章、笔墨得此滋养。打猎钓鱼，不亦乐乎！

说动一友共同自习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互相考问，历一年毕，自觉脑中由此立起知识书架，广泛涉猎，随意阅读所得，俱可归类入架，大得益处。

整理部队带回的文稿，得方格稿纸本几十本。继续文学创作，写作诗歌、散文、小说。时值备战论甚嚣尘上，应友所请，写一篇国际形势观察，结论是战争目前打不起来。

虽孤处海岛，亦渐对“文革”政治生疑，写有一本“文革”分析，《和平的内战》，在朋友间传阅。画四尺水墨龙虾图。从朋友习素描。岛上下午５时便吃晚饭，每天晚餐后在听得见海涛声的窗边临帖，书法渐得笔力，有一次因公到上级单位，办公室里看见一位干部桌下堆着许多写了毛笔字的报纸，大为高兴，立刻引为知己，说没几句，他便从抽屉里拿出笔墨，叫我写一张来看看。

我至今记得我写的是一首李贺的诗：
“此马非凡马，
房星本是星。
一朝出沟陇，
看取拂云飞。”

办公室里的人都围上来看。字一写出来，我立即明白了，我是练出一点东西了，因为两个人的字一对比之下，便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字轻飘，浮在纸面上，而我的字能够沉着入纸。书法表面上是平面的艺术，但是却有三维，那就是深进去的一维。这是我在书法上开眼，懂得笔力的一次重要经验。

假期去桂林看仍在当兵的大弟，在石场获大块滑石，沉甸甸地提回海岛，为自己、亲友治印。

多少年来，想读书的念头如“精神溃疡”一样难以治愈。“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１９８１年我终于考入广东省委党校本科班读哲学， “如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样扑向书本”（高尔基语），畅游书海，读中外哲学、美学、文学经典。

１９８４年毕业，获哲学本科学历。决意退出官场，入海关干部学院执教哲学。

对于我来说，当官的大问题是人的双重性格。我在官场以严肃认真，不苟言笑出名。曾有领导不止一次地，善意地劝我，年轻人嘛，也要活泼一点。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内心天生具有浪漫、激情和野逸的一面，远远超出他们所说的“活泼”，只是在官场上无法以建设性的方式介入我个体生命的成长，只好深自压抑。

另外一个大问题，便是无用功太多。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琢磨了一下，把上班时间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有用的里面又分为有兴趣的和没兴趣的：比如计划生育工作，有用而没兴趣。连写年终总结这类多少跟动脑筋，跟文字有点关系的事都算上，有用又有兴趣的事，不会超过百分之十。

最可怕的没用功是开会。我在《参考消息》上看过一则消息：
越南侵入柬埔寨，美国总统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对策，开了个１５分钟的会。
看完这个消息，我真有点绝望，在我们这里，什么会如果不开到下班，不加班加点开会，似乎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有一次，领导安排七项工作，叫我布置下去。吃完晚饭，我把相关人员召集起来，２０分钟，完事，然后我就散步。领导见了，问我怎么回事，还不开会？我说开完了，他是老大的不相信。

还有一大项对工作有用却没兴趣的事，就是复杂的人际关系。
汕头特区的一位领导说，他９０％的时间用在人际关系上，１０％的时间用来工作。我哥听了回来发挥道，我百分之百的时间用在人际事务上，工作是业余干的。

官场无法挑选工作伙伴，你必须和碰上的无论什么家伙一道工作，不管他是如何愚蠢或道德水平低下，你都只好认倒霉，还要搞好团结关系。
说起来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按照我的精神人种学研究，人和人的差异，犹如物种之间的差异。人在工作中，不能自由挑选工作伙伴，既降低效率，又毫无必要地制造出巨量的人生痛苦，大大降低生活的幸福指数。

举个搞笑的例子：
开会传达税率，牵涉到缝纫机，主持会议的领导开口闭口缝“劫”机。在场的五六个人，包括我，个个正襟危坐，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没有一个指出读错了。我现在仍然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向他指出错别字，而又不会得罪他。

得此教训，在我以后的官场生涯和教师生涯中，我总是预先声明，谁发现我念了别字，请别客气，帮我指出来，非常感谢。

中国官场普遍存在“武大郎开店”，在一个水平低的领导下面，很容易就形成一种愚蠢竞赛，大家装傻，个人独特的个性和创造性才华很难发展出来。

我把决定我退出官场的直接导火线写在了一篇文章里，《我为什么不当官》，刊在《南风窗》杂志上。在中国当时的体制下，当官最大的问题是不取决于你的能力和干劲，你无法自己决定自己一生走多快和走多远。生命只有一次，决定你生命可能的却可能是一个完全不认识你，对你没兴趣的人。 

这是荒诞的。

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包括我父母，都反对我放弃厅局职位的决定。理由不外乎是在当下中国，当官有很多实际的好处。有人说我书越读越傻。我认为当官最大的好处，我过去曾想做个有知识的领导者的原因在于，当官可以使你有所作为，“达则兼济天下”。２０多年后回头来看，我感觉退出官场是一个英明决定。当官并非我性格所擅，天赋所在。我感激当年从反面促使我作出此决定的人。我认识到，在我们生命的进程中，有时命运的声音，会以一种让我们不愉快的方式，从反面启示和推动我们。

１９８４年，自愿到广东四会山中，看守学院旧址一年。

六祖慧能得五祖传给衣钵之后，曾在四会隐迹猎人队中，潜修多年。

我带领十几个临时工，负责维护校园，每天只要早上分派一下他们的工作就行了，在此我研读了《芬奇论绘画》，《罗丹艺术论》等美学、哲学书籍，专心写作。   

我认为，大学毕业后有一段专心自学的时间非常重要。
在学校实际上是被课程牵着鼻子走，会有一些感触，但无法专注于内心生长的个性化感受。

自学则不同，自学完全是按照内心的生长节奏、兴趣和意向来读书、思考、写作，慢慢地，这些零星的感受便会聚变成型，大众化的学问便通过这种个性化的消化吸收过程转化为个性，“功夫上身了”。

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

１９８５年参加广州美院李正天创办的人本心理学会，后入李老师画室，前后师从李老师学习哲学、美学、素描、油画、书法、电影欣赏５年。

李正天老师“文革”中是美院学生，曾以大字报《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震动全国，蒙冤入狱多年，平反后先后在美院油画系和基础教研室任教。

他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引导我们看世界上的好东西，利用广美图书馆难得的画册资料，让我认识和临摹了法国鲁奥、罗马尼亚巴巴等世界大师，并且肯定了我在素描和油画中的学习、实践、探索。

师从李老师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北方话叫“泡”，广州话叫“浸”，再有天赋，也需要在一定的专业氛围中潜心泡上几年，才能跃上台阶。我自己人生中有两次体会：
一是哲学方面的，我从当兵开始自学哲学，很有兴趣，也写过文章，经过在党校学习几年，才最终得成正果。
再一次便是绘画，尽管从小喜欢，但总不离业余爱好，师从李正天老师，使我在艺术上获得关键性启发，眼界大开，审美判断力飞跃发展，哲学、艺术天赋得以深入引发。

除了老师以外，我的体会是，在学习期间，同样重要的是学友，志同道合，一同讨论的学友。
当时在画室中的一起进修的有十几人，大部分一边画画，一边谈论歌星和足球，不拘小节，随便取用别人的画具。这里面我年龄最大，他们喊我大师兄，我这人傻认真，画画时高度集中精神，为了免受这些师弟师妹们的干扰，我当众宣布了两条：
一是我没有和人说话，谁也不准先和我说话。
二是画具是我的武器，谁也不准动用我的画具，如果随便动用，那就要打架的。
他们看我是大师兄的份上，宽容了我这种疯劲。

上人体素描课，李老师为了培养我们整体感受和把握的能力，规定我们二十分钟画一个姿势。在感受类型上，我属于“触觉型”，我很喜欢用炭精棒，觉得它和我的手指完全融为一体，触觉感特别强，全身心投入，在对象的轮廓上起伏，炭精棒在纸上“沙沙”作响，一缕激情洋溢的歌。我把这种感觉写进了一篇文章，《体验素描》（见附录一）

我的投入程度反映在这个细节里：右手拇指与食指捏着炭精棒，中指垫在纸上，指甲因为与纸接触而被磨穿，需要缠上胶布来画。
我此生中还有另外一次磨穿指甲的经验，那是当兵时割稻子，右手拿镰刀，左手因为搂稻子，食指和中指指甲被磨穿，要缠上胶布。
不同场合下的人生经验在某个共同点上汇合，很有意思。

上天眷顾，一起进修的里面有一个吴志忠，准备考大学的，很合得来，我们一起探讨和研究每一个问题，集中时间和精力，一个阶段解决一个问题，一起去市场和动物园里画速写，一画就是一天，然后把一天所有的作品摆在地上，互相评头论足，毫不客气，那真是飞速前进啊！
印象最深刻的是，春节我们一直画到年三十下午，才心满意足情地互道新年好，在远处零星的鞭炮声中愉快地离开清冷的画室回家。

想起来，人生那些没有任何功利冲动，没有任何生活压力，一心一意地在喜欢的事物里探索的岁月，真是美好，令人怀念。尽管画室肮得要命，满地铅笔灰和碳粉，我仍然觉得这是世外桃源，人间天堂。

１９８６年参加广州以王度为首组织的南方艺术家沙龙，参与其《第一回实验艺术展》活动及其它学术活动，并作为重要成员之一，载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蔷撰写，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绘画新潮》一书。

１９８９年，作为南方艺术家沙龙成员之一，到北京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第一届现代艺术大展。
众所周知，这次大展既是“文革”后，８０年代美术新潮的集中展示，也是它的最后告别。

８０年代现象已成为当前社会回忆、反思的一个热点。确实，８０年代文化艺术领域从历史上继承的三个特点：
理想主义、干预社会、群体行动，已经愈行愈远。
物质追求、实现自我、个体行动的时代来临。

沙龙“龙长”王度，１５岁时因率众打群架受到通缉，躲藏期间，因无聊而画起石膏像来，由此走上艺术道路。他曾对我说，是艺术救了他，以前一起玩的人，很多不是送了命，就是坐了牢。他在美院学雕塑，有广阔的艺术感受力，是沙龙的灵魂人物，因在该年稍后政治风波中的行为艺术入狱，旋即出国去了巴黎，现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前卫艺术家。

和全国各地此类民间艺术团体一样，８９后南方艺术家沙龙无疾而终，自行解散。

参与实验艺术活动，以及与王度交往，进一步激活、显化、释放了我天性中潜藏最深的浪漫、自由、创造那部分。
这部分天性，在我过去从军、从政生涯中，通常是被压抑，受批评，作为个性中消极因素而存在的。我母亲就曾经批评我，老是长不大，总想那些不实际的事。在艺术活动中，通过艺术之名，它获得了存在的价值，作为可宝贵的积极因素参与了生命的非社会化进化建构过程。

实际上，之前和之后，生命中的每个阶段，对于我的个性发展，生命进化都是必须的，有意义的。
正是从军，从政经历，培养了我实际动手，踏实干活，吃苦耐劳，按部就班，注重社会的能力。
因此，置身于军界、政界，我显得天性过于自由、浪漫；而相对于艺术界，我的浪漫想法、理想主义中又多了一些注重实际的成份。

我原来是抱着艺术疗世的想法参加南方艺术家沙龙的，南方艺术家沙龙散伙以后，我退出前卫艺术，仍然是理想主义地转入儿童美术教育界，开始了我延续至今的通过美术教育，以美启智，以美育人，促进个体生命审美发展，审美生成的探索和实践。

很早的时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便对广告开始感兴趣，觉得这是一个富于想象和创造性的行业。

在参加公共关系培训班时，我认识了广州市委的几个年轻人，他们准备在经济开发区成立广告公司，请我写一份广告公司计划。这也许算得上是广州最早的一份此类文本。计划书写出来以后交给了他们，后来没有下文。

在学院教了十年哲学以后，我以停薪留职的方式下海，到广告公司做设计总监。工作干得不错，深得公司和客户的信任。但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病了三场。我知道，老天爷警告我了，如再不知道回头，可能就会收了我的“米簿”。于是上岸，转了个大弯，通过北京中国社科院周国平先生介绍，找到他的同学阮纪正先生，调进广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下海的经历使我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界人士，天天思考不同产品的广告设计问题，大大地加强了想象的灵活性，国际广告大师们关于广告的哲学思考，加深了我对现代社会消费现象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加深了我对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关于“名利场逻辑”著名理论的理解。

同样重要的是，下海的经历决定性地终结了我这只“渔夫蚂蚁”关于“企业家”的梦想。它告诉我，我命中注定不应该干这个，干不了这个。这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多次机会和诱惑。

出于兴趣，先是在朋友办的广州少儿美术学校帮忙。一年后，１９９２年，被聘为正式教师。校长陈小丹女士对我说：我相信你以后会成为最好的儿童美术教师的。女性的直觉真是不可思议，我用了１０年的时间实现了她这个预言。

在这所学校教了几年以后，教务长出国去了加拿大，校长想把学校交给我办，我觉得我的长处还是教学和研究，很难做好招生、排课等诸多教务工作，因此推辞了。此时，李正天老师和少年宫美术学校校长关小蕾推荐我进了广州市少年宫美术学校做兼职教师。

广州少年宫美术学校是中国儿童美术教育的重镇。它很早便引进国际上先进的儿童自由画教学法，把过去对美术尖子的专业教育，拓展为面向广大少年儿童的普及教育，按照不同年龄段心理能力的发展因材施教，注重美术熏陶，美感生长和人的审美修养。
校长关小蕾本身是儿童美术教育事业的拓荒者和实践者，在国内外儿童美术教育界享有盛名。她器局开阔，广纳人才，有强烈的事业心，尊重教师，放手让教师按照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专长从事美术教育，因此教学局面生动活泼，丰富多彩。
学校注重研究，注重教师能力的不断提高，国内外教学研讨、展示、交流非常活跃，不断追踪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
正是在这个良好的平台上，我得以深入钻研和实践儿童美术教育，逐渐发展出我在这方面的潜能。

１９９９年初，“儿童绘画考级评级”成为唐僧肉，在全国迅猛发展，少年宫美术学校校长关小蕾找到我，叫我执笔写个东西，此文以《儿童绘画考级评级不可取----给全社会的公开信》（见附录二）的形式，分别发往全国有关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及各界人士，反响极大，包括于光远、吴祖光、靳尚谊、邵燕祥、黄苗子、郁风、杨永青、陈绶祥、方成、丁聪、牧惠、邵大箴、刘汉、奚传绩、陈同顺、尹少淳、杨景芝、侯令、任仲夷、吴南生、林墉、廖冰兄、王玉珏、潘鹤、梁明诚、张治安、林抗生、陈永锵、苏华、迟轲、郑爽、张绍城、潘行健、汤集祥、方唐、王璜生、杨小彦、邵宏……共９１人回信或复电，签名表示支持反对儿童绘画考级。

三月开始，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钱江晚报、杭州日报、人民日报、都市快报、粤港周未等报刊，以及北京电台、广东电台、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予以采访报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递交了反对儿童绘画考级的提案。

赞成考级方也通过各个渠道，发表了一些言论。鉴于此，五月份，教育部拟召集赞成考级和反对考级双方代表，座谈讨论这个问题。

北京准备参加座谈会的反对考级代表，急电广州关小蕾，叫她赶紧针对赞成考级方的言论，搞一份反驳文章，拿到座谈会上去散发。
关小蕾把研制这枚“中程导弹”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摊开所有收集到的赞成考级方的文章，梳理归纳，连续２０个小时没有休息，写出《对儿童绘画考级赞同方九点意见的思考和答复》，经关小蕾修改订正后，以快件发往北京，“射程”二千公里，及时赶上会议。

此文立论严谨，逐条引用对方观点，绝无断章取义。然后详尽批驳，逻辑严密，有历史，有事实，有理论。我觉得，看了这篇文章，如果还赞成儿童绘画考级，只能是强辞夺理，不讲道理了。

果然，教育部随即发文，禁止在中小学搞儿童绘画考级。
该文且被全文刊于《中国美术教育》１９９９第四期头版头条。

２００１年，由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儿童工作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儿童美术艺术委员会，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中国儿童中心主办，广东省主管，广东省美术馆，广州市少年宫承办的《第三届全国少年儿童美术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我作为全国四个论文评审委员之一参与会议工作，并作为特邀专家在会议上作了重点发言。
这个国家级会议，４年召开一次。这是个盛会，收到大批论文，全国儿童美术教育人士云集广州。会议之余，每天晚上，都有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美术老师来到我的画室，看画、聊天，直到深夜。好些人说：
泉老师，你的画这么好，怎么从来没有看见你发表这些美术作品？你应该出山啦！
快了！我回答，人生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事。

在少年宫，我开始是带小班，后来带美术综合素质实验班，并开过各种文化讲座。我教过的孩子，有的上了大学，也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些搞了美术专业，更多的是别的专业。这没关系，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学习美术的经历将成为他童年生活中色彩斑斓的一笔。最终，我把我多年的积累和心得写入了《创造孩子》一书（摘要见附录三）。该书２００２年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相当注意。

教学互长，在长期与学画儿童的互动中，我得到了许多启发，由于教学的需要，促进了我自己多方面的艺术探索和创作，也推动我思考了许多与美术，美术教育，美术欣赏，美术现象，美学，艺术人类学有关的问题。

教育是积德的事，儿童美术教育成为我个人的实践点，我喜欢孩子，喜欢教育，喜欢画画，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喜欢大自然，喜欢探索，愿意为社会做点事，生命中不同的侧面都结合进来，并通过这种既善且美的方式，得到了富于建设性的发挥。
许多各具个性的儿童和我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也使我天性中所具有的童心得以继续保留和发展，和他们的交往构成了我生命中的许多故事。这里面有许多欢乐，也有遗憾。

缘至则聚，缘尽则散。
教师是导游，游客一批批来来去去，教师领着他们去欣赏人类精神园地里的各类风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教师既要有桃李之爱，也要有一颗平常心。教学效果是由综合因素产生的，其中包括学生的天赋，家长的支持和理解，还有时间，一切都正确了，也还需要时间，果实才能自然成熟。教师只在其中起了一个引发的作用。

通过学画儿童的家长，我与社会的不同领域发生认识性的交往，开阔了我的社会视野，并且在儿童美术教育界结识了不少认真，有责任感，努力做事的人。

与此同时，我还陆陆续续教过一些自己找上门来的成年人，多数是大学毕业，学过其它专业的人，有医生、教师、各种类型的白领，我从儿童美术教育理论中借鉴了某些因素，主要有两条：
一是从特征明显，细节丰富的物体（例如玉米）入手，把石膏几何放到后面画，调动、保持和焕发学画成人的兴趣；
二是注重以审美感受的发展带形准，避免了学习者在死抠石膏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匠化”问题。
另外，从世界绘画大师和国外教学经验中，吸收了两条：
在练习形准素描的同时，注重探索性素描的练习，学会自由地把“心象”转化为形象。
强调右脑开发，右脑绘画，采取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把成年人已经习惯的左脑思维转化为右脑观察。
我逐渐发展出一套成人美术教育的有效方法，深得这些成人学生的肯定和赞赏，他们对自己通过不长时间学习所获得的进步又高兴，又吃惊。

人生要看好东西。好东西可遇不可求，有时候想起来很悲哀。

十年前，有一次去广东省美术馆看展览，有个“辽宁省博物馆馆藏三大师展”：
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

我来是为了看别的展览的，看完顺便也看看这个，就这么平平常常地往下走，一点也没有料到会有一个个人艺术生命中的重要相遇在等着我。每个大师都有几十张作品，看到黄宾虹时，其中一张画：《设色黄山风景画》，近看是莫明其妙的乱笔，远看则应有尽有，丰富微妙，尤其震撼我的是，这些墨线越远看越神采焕发，真是不可思议。

李正天老师曾经批评我“谦虚过度”。此时，通过多少年认真、谦虚、广泛的钻研和锤炼，又经过多次验证，我对自己的眼光有了自信，不敢说“目击道成（庄子说）”，一般也能八九不离十，所以我看展览，一般口气很大，这个不怎么样，那还不如我，对任何在我认识水平、审美追求和艺术能力之下的东西视若无睹。

没办法，做人要厚道，为艺须苛刻。在这信息爆炸的年代，必须练就和保持敏锐严厉的眼睛，才能把自己带着往前走。卡夫卡说： 
“生活大不可测，深不可测，就像我们头上的星空。人只能从他自己的生活这个小窥孔里向里窥望。而他感觉到的要比看见的多。因此，他首先必须保持窥视孔的清洁纯净。”

我的说法是，艺术及文化上的事，六亲不认，只认好坏。如果连这个也虚掉，那就不必来搞文化。

我看展览一般走得很快，打眼一过，值得看的回头再细看一遍。但黄宾虹这张画看得我目瞪口呆，我当时认为，我一辈子也画不出这样的画，唯一能使我心里还能有点平衡的是，我有一些东西黄宾虹也弄出来，比如儿童美术教育；比如哲学人类学；比如对《红楼梦》的精神人种学解释……等等。

我使劲地自己安慰自己，免得给黄宾虹打翻在地，吓得不敢画画。为看这张画，我去了四次省美术馆，每次都是转过来，转过去，反复看，反复想，想了又看，看了又想，最后看到连展馆警卫也对我起了怀疑。我和我带去一块看的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发动一场农民起义，冲进美术馆，其他人到处乱抢，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这张画，抢了就跑。

在这之前，我以油画、书法为主，虽然也画一些水墨花鸟，但对作为山水画家的黄宾虹并不了解，买过黄一本画册，没留下什么印象。看画册确实不行，要看原作。我一直认为中国书法比中国画要高，书法放在世界艺术之林里面，比任何艺术都不差。但黄宾虹这张画让我觉得中国画毫不逊色。黄宾虹的笔墨是功力的典范，是境界的创新。

傅雷《观（黄宾虹）画答客问》说得极为精彩：
 “一见即佳，渐看渐倦：此能品也。一见平平，渐看渐佳：此妙品也。初若艰涩，格格不入，久而渐领，愈久而愈爱：此神品也，逸品也。观画然，观人亦然。美在皮表，一览无余，情致浅而意味淡；故初喜而终厌。美在其中，蕴藉多致，耐人寻味，画尽意在；故初平平而终见妙境。若夫风骨嶙峋，森森然，巍巍然，如高僧隐士，骤视若拒人千里之外，或平淡天然，空若无物，如木讷之士，寻常人必掉首弗顾：斯则必神专志一，虚心静气，严肃深思，方能于嶙峋中见出壮美，平淡中辨得隽永。唯其藏之深，故非浅尝所能获；惟其蓄之厚，故探之无尽，叩之不竭。”

我找了个时间，收拾起手边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黄宾虹的画册、画论、评论，进山，住进高山上一座荒凉农场的一间小屋里，每天解衣盘礴，在阳光、山风、云烟、松涛、蝶舞、溪吟、鸟鸣中感受和研究黄宾虹，如此半个月，直到把黄宾虹的东西初步吃透。
每天焖一锅大米饭、腌辣椒，炒野菜，真是美妙，心静慧通。

此后十年中，虽然有几次画展也出现过黄宾虹的作品，但质量都稍逊，直到２００７年初，广州艺术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通力合作，举办黄宾虹艺术大展：《氤氲化境》。
这是一次对黄宾虹艺术的全面展示，展出了大量精品。春节前后，别人忙着过年，我忙着看黄宾虹，研究黄宾虹。前后去了五次，有一次托了关系到现场临摹，有次组织了十几个朋友，看完以后，搞了个民间研讨，在博物馆大院里，花卉丛中，晒着冬日的阳光，喝着普洱茶，吃着点心，畅所欲言地讨论黄宾虹，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总的感觉是，黄宾虹仍然非常伟大，每次去看，都留连忘返，百看不厌。不过，经过十年的努力，黄宾虹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吓我，黄宾虹已经不再是震惊，而是亲切了。可以说，我已经用我自己的方式，学到了黄宾虹的笔法和墨法，“中锋饱墨，放笔直写”，我深契黄宾虹这八字正法眼藏，并且由于个人气质、趣味和知识结构的差异，我找到了与黄宾虹不同的山水艺术表达。
简单来说便是：
黄宾虹追求“浑厚华滋” 的艺术风格，我追求“苍凉阔大”的艺术风格；
黄宾虹以“干裂秋风”和“润含春雨”的笔墨来表现黄山，我以“干裂秋风”和“荒寒苍浑”的笔墨来表现太行山。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百种人，当我在学习上自觉以后，我便一直服膺此学习方式。说来奇怪，在求学期间，我走了全国大部分地方，但偏偏漏过了雄踞中原的太行山。也许，命中注定我与它相遇的时候未到。

第一次上太行——和儿子一起，随新乡戴老师带孩子上太行山写生,我便明白了此为中国画北宗山水的本源。北京中国儿童活动中心的高杨老师来广州，我带她们去了白云山，满目青翠的山道上，她说起北方的山，“落魄，萧索，但有一股坚强不屈的气概”,极传神。
空气中，从早到晚弥漫着山川植物，尤其是五指柑的香气。半夜，凌晨，人籁俱寂，天簌神秘，我起来看月，虫声如潮，月色似水，大山雄壮地剪裁着夜空的轮廓。

我对儿子说，爷爷是抗日战争时期加入革命的，他唱了一辈子抗战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没有上过太行，你够幸运的，四年级就上了太行山，喝了太行山的水，吃了太行山的玉米，梨，桃子，你可别小看，抗美援朝中，血战上甘岭，扬威世界的王牌十五军，便是从太行山上下来的抗日游击队。

后来，我专门去过太行洪谷。五代荆浩曾隐居于此几十年，号洪谷子，携笔墨写生于山中，全以造化为师，所画山水苍浑雄峻，为北方山水宗师。我独自一人徜徉于荆浩所画过的荒山野岭，渴饮溪泉，饥食野果，意醉神迷，饱游饫看，日复一日，亦行亦画，大山无人，秋色苍凉。

多年前看张承志《北方的河》，深受感动，曾写下一长篇文字评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灵。行走于北方穷乡僻壤，荒村野店，保不准便闪出条门板大汉，古代战将般虎背熊腰，虬髯连鬓，品种上与广东那些纤细灵巧、沾沾自喜、灵活有余、满足快餐的卡通人类；江南那些水灵香艳、顾影自怜、风流自许、自恋入骨的才子才女不是一类。

中原大地，自古以来走出过多少英雄豪杰，俊彦高人。漠漠原野，随处可以遭遇中国悠久历史上那些熠熠发光的名字。

北方，正是北方，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结构，丰富气质中沉雄博大之维，陶冶、养育、运化出文明审美追求里重、拙、大、质朴、简直的价值因素。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慷慨悲歌，豪侠任气。它使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堕过分成熟，柔媚繁巧、骨弱筋驰的末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闻鸡起舞，自强不息。

近代史上曾有帝国主义者主张分割中国，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南北东西，地理、文化与人的气质体态相差这么远，根本不像一个国家。这不是放屁也是屁话、蠢话。恰恰相反，一个文明要够大才有趣好玩。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子曰：南方之强舆？北方之强舆？抑而强舆？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

够大才能海纳百川，有文有质，风物多样，文化多元，性格多彩，才能为不同禀赋，不同精神品种的生命个体，提供不同的进化环境和教育资源，生长出不拘一格，千奇百怪，琳琅满目，争妍斗艳的精神品种，从而“在人的类存在中，实现自然界在万物存在中实现的丰富性。”（拙著《精神人种》未出版）
   
想起来，我整个的生命轨迹和审美取向都是一个由南向北的“返祖”过程----
从“岭南才子”（一诗人朋友语）到“西北汉子”（一哲人朋友语）；
从喜欢南方的俏俊灵秀，到喜欢北方的苍凉雄浑。
这是渔夫蚂蚁一趟遥远的精神漫游，逆着祖先南下的盲流方向，回乡。
我相信这是命运，如果我从小长在北方，其感觉绝对不同，北方不会构成我心理中的“北方情结”，不会成为我灵魂里的“命中水土”，对北方风物的感受不会如此强烈。

很早的时候，我便写有一首长诗，《南方与北方的变奏》，描写了这种感受。我站在一个有利的审美位置上，遥看北方，想象北方，创作北方。

我是一个笨人。至今我八上太行，最长一次呆了三个月，仅对太行山的秋天情有独钟，有了感觉，可以在个人气质，艺术风格，笔墨技法三个层面上表达这种感觉。
第五次上太行山时，我悟到：
黄山如凤，太行如虎；
凤翔东南，虎啸中原。
这便是我个性上作为“西北汉子”和作为江南才子的黄宾虹之间的区别。

我知道，黄宾虹和太行山少一个，我也不会画山水。
但是，有了黄宾虹和太行山，我也不光画山水。

去年秋，我在太行山，早饭后，坐在农家小楼上，边喝茶，边看风景，太阳晒着，身子慢慢暖了，悟出一句：
“画山川物，读道家书，练无形功，喝普洱茶，人生至乐也！”

喜欢晒太阳了，这说明我确实是比以前老了，能够享受这些平静的事物了。

这是拙著《美术昏迷》的最后一章，是我个人的想法，一得之见，一家之说，我自己是这么走过来，正在这么走的。

我觉得国画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
说它容易，是因为入手容易，任何人拿起一支毛笔，醮点墨，就可以在宣纸上画起来。我知道一个女作家，学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专门画水仙，闲暇时画了去卖，每张十元钱。
说它难，是因为深造困难，里面有无限的境界可供你去认识，玩味，探索，一生投入进去，也未必能够穷尽奥妙，所谓“有一日未死之身，便有一日未闻之道。”
不仅仅是国画，这实际上是一切中国学问的特点。
       
中国学问，最厉害之处，莫过于“下学可以上达”，“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极高明而道中庸，朱熹释：“庸，平常也。”真佛常说家常话，庄子极言之：道在瓦砾，道在屎溺。

譬如书法，本为文人“余技”，韩愈《送高闲人序》却说：
“观于物，见山水崖舍、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看看，如此“余技”，分明是一门可以寄托浮生的学问。
存艺于心，于是无一物不可以入于书法。

张旭怀素并称“张颠狂素”。张旭自言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法，又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怀素观夏云随风，顿悟笔意。他如右军师鹅，文同拜蛇，都是书法史上有名的轶事。
书艺至于此，便一变而内涵邈远博大，通达万物， 汇融人生，从一种形而下的技术存在，升华为形而上的哲学存在，书技便进而入道，成其为书道。   
   
林语堂因此说，书法表达了中国文化的心灵自由，这是一种万物有灵、物我感应的圆融境界。   

书法家王学仲高标“纳天为书”。
画家韩美林画册自名《纳天为画》。
两人殊途同归。寥寥四字，局外人看了，以为不过是文人大话、标新立异之类。存此心迹的艺术中人看了，却明白这是多少年韬光寂寞、神物交悟才得出的艺术真言。

书法如此，中国学问中，举凡医学、养生、武术、音律、丹青、治印、写诗作文、用兵为政，乃至相学、堪舆、推卦，莫不如此。讲究的是入微见著，理通大道。套用习用的一句社会术语——
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来说，
中国的学问，只有水平高低不同，没有大小与高低贵贱之分。

它们显示出中国文化突出的全息相关特征——
中华文明部分与整体全息相关，具有统一的、内在的哲学框架。这个哲学框架不仅包括作为认识对象的哲学理念——气一元说、气化论、阴阳、五行、八卦……等，
而且包括作为认识主体的哲学实践——心斋、坐忘、善养浩然之气、性命双修、内学……等。
两者结合起来，使不同时空的认识主体都可以从具体的此在出发，月映万川，一叶知秋，下学上达，由技入道，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经殊相进达共相，凭借一片文明的全息碎片，个体生命无限投入，便可以颖悟、追索、再现文明的全息图像。
《易经》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庖丁解牛”、“佝偻者承蜩”，一技一艺，全神投入，潜心修炼，形神合一，皆可作为入道法门，“技兼于事，事兼于艺，艺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中国文化，其浓郁深厚的人文魅力，引人入胜，陶冶身心的能力，大半缘于此。

《论语》这段话是极为深刻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能依此从艺，并在实践中真有所悟者，必不浅薄。也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找到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入门途径。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立统一，两极相通，这也是最易为人误解，为人诟病之处。下学可以上达，上学也便可能下流----
书法专以丑怪为能事；国画满纸涂鸦为创新；中医堕落到鲁迅所抨击的庸医治病，蟋蟀入药要用原配；国士学问的术数之学，流入街头，成为招摇撞骗的幌子……金玉不振，瓦釜雷鸣，诸如此类，总之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急功近利，深废浅售。

学习前期：素描、书法。
素描解决造型；
书法解决用笔。

我认为，画画的人要逐渐培养出有职业特点的眼睛，既带有职业特点的“看”，我把它概括为三个“交响”： 
黑白交响——看一个东西，一个场景，具体的东西虚掉，只看见一块块黑和白，在那里交响、变奏。
有天晚上，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从一个小巷里走过，看出去，朦胧的灯、暗影，反亮的积水地面，非常有意思的“黑白交响”。
虚实交响——看一个东西，一个场景，具体的东西虚掉，只看见一块块虚形和实形，在那里交响、变奏。人体，树，房屋，是实形。中间的空洞，四周的空间，是虚型。
色彩交响——看一个东西，一个场景，具体的东西虚掉，只看见一块块色彩，在那里交响、变奏。

这种专业观看，与我们平常的视觉习惯有异。正常的生物视觉，总是倾向于注意那些会影响到我们生存反应的实体，例如可作为我们食物的生物体，或者会攻击我们的东西，如汽车。
可以采取观看时，有意虚掉实体，抽取其中单一因素，或黑白，或虚实，或色彩观看的方法来训练自己。

素描训练除了培养造型能力之外，非常有利于黑白交响和虚实交响观看的养成。这对书法学习和国画学习都大有好处。

学习中期：油画、书法。
油画解决色彩；
书法广泛学习历史遗产，深入探索用笔，感受线条。

国画用色较少，为学习计，从油画体验色彩，培养色彩交响。那怕以后只是用墨，只画黑白，有色彩感也不一样。油画的笔触，肌理，对于以后国画用笔，皴法，也有它山之石的借鉴作用。
此阶段可以尽量广泛地涉猎相关艺术，例如版画、剪纸、陶艺、雕塑、电影、音乐、摄影、舞蹈、广告、前卫艺术……未必都要亲自参与干，可以观察，读有关的书，兴趣式地了解。

学习晚期：国画、书法。

有了书法和素描的基础，国画的造型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基础临摹，可用芥子园画谱、三希堂画宝之类，学习不同的皴法和描法。
二是临摹名家画作。许多人提倡遍临，并以此为荣。我反对遍临，提倡感觉到了哪一家，就临哪一家。
对于天赋有精神生长可能的人来说，临摹是一种向内的探索。向大师学习，实际上是通过向外的行为向内探索和发现内心。认识水平没到，临也白临。临的过程是在向古人学习，与古人对话的过程中，自我艺术个性发现和生长的过程。
临时重神似，临一家取一家的精神，以此滋养吾心中之灵苗。黄宾虹说：“善学古人者，学古人之精神。有圣贤豪杰之精神，即是圣贤豪杰。”
三是取法造化，最重要，亦最有趣味。
笔墨乃一套人造的符号体系，是对客观世界的概括、抽象，上述两种临摹的范本都来源于此。恰如客观世界是科学的对象一样，造化是笔墨的本源，是国画的源头活水，也是画者生命保持活力，审美敏感强壮的一条生路。
对于我，它是心中隐秘的欢乐，用笔墨为万物造形，我认为，它和科学家以定律描述世界一样，充满了发现的狂喜。
现在出版繁荣，什么东西怎么画之类的工具书非常多，而且还出了有画家演示的影碟，都不妨多买些来参考。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对着美人图画美人，和面对真美人画美人，这两者之间的感觉，谁也知道完全不一样。同理，对着松树图谱画松树，和对着真松树画松树，对着螳螂图画螳螂，和对着真螳螂画螳螂，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一块留着斑驳青苔的石头，也比石谱传递给画家更多微妙的感受。
世间万物，多有可入画者，择其心爱之象，以素描（我喜用钢笔）研究其笔墨抽象，笔墨表达的可能性，真乃人间一大乐事。取神遗貌，夸张哪里，放松哪里，都是学问，大费踌躇，戏法人人会变，高低各有不同。
格式塔学派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在判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处于信息不完备的状态，但人有能力“模糊思维”，综合整体作出判断，甚至人以外的生物，例如野鸭在判断鹰隼时，也可以这样----
科学家在实验中，不断减少鹰隼模型的信息，最终只剩下基本的图形，同样也会引起野鸭惊恐反应。
这大概也是写意画的认识生理基础吧。
五代荆浩隐居太行洪谷几十年，日携笔墨写生于山中，全以造化为师，所画山水苍浑雄峻，成为北方山水宗师。
我主张把画室尽可能搬到户外去，吹着山风，晒着太阳，闻着草木蒸发的香气，看着山鹰远近高低盘旋，这样画山水，和在画室里画山水，其感觉绝对不同。

此时书法对线条的研究，在遍究碑帖之后，进一步追溯到作为文字、书法之源的宇宙万象：屋漏痕、坼裂纹、虫蚀迹、枯藤老根、流水飞云、舞韵拳意、金戈铁马、雷电风行、仙人迈步……“囊括万殊，裁成一相”。
以深厚书法功底进入国画笔墨，以书法之笔写画，国画皴法与描法问题可迎刃而解。

三个时期不是截然分开，可以互相关联，灵活穿插，例如学习前期在画素描时也可插入油画。

至于三个时期开始于哪个年龄，要根据各人具体情况，自己选择决定。

整个过程中，这几样事要贯彻始终：

※、书法；

※、素描，特别是速写性素描；以速写发展感受，抒发自己对于万象的兴趣，研究物态抽象。

※、读书，古今中外地读，肆无忌惮地读，兴趣广泛地读，尤其是中外经典；

※、阅历，尽量扩展自己的人生的经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百种人。

韩少功小说《暗示》中，有一段文字，精彩地说明了为什么要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
“人的大脑像一个数据库，从来都是‘言’‘象’混装，二者互为目录、索引、摘要以及注解，形成一种阴阳互补的智能生态。获得一象，总是就有相关言语在脑海里就位；获得一言，总是就有相关具象潜入心田——既使进入高度抽象化的思维，间接的具象支持仍不可缺，或是作为思维的修辞手段，或是作为思维的实践目标——生活实象是任何抽象理性最终落实之处和验收之处。所谓正常人，就是调动有序从而实现言相平衡连动的人。所谓智慧者，就是‘读万卷书’以获得言的丰足，又‘行万里路’以获得象的富积，从而双双出众左右逢源的人，对现实世界——特别是人文世界建立了信息的高效控制。实现这种状态当然不易。”（第３３０页）
这是我见过的关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关于左右脑互补，最为生动深刻的一段议论。读万卷书获“言”；行万里路，识百种人得“象”。

※、修炼，不断提高自己的悟性和生命能量，澄净身心，从生命本体上为写字画画正本清源。

《吕氏春秋?治身》中说：“凡事之本，必治其身。”中医看病，讲究的是医生自己首先要身心平衡，心平气和，心静气清，才能够正确地感知病人的病况根源。医生自己乱，又怎能判断、调整病人的乱象？所以真正的好中医，必定是身心健康的。

画国画也一样，国画之难，难在这里，宣纸笔墨敏感，一笔下去，已经带着你整个生命的全部信息，是生命状态、精神境界的物化痕迹，不可借贷，无法躲闪。画者首先要把身心调整到一个状态。这个世界已经够乱了，画者别给世界添乱。性命双修，进德修身，是做一个国画家的首要功夫，根本功夫之一。只有自己充实光大了，厚德载物，画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充实光大。

从修炼入手，是获得笔力的捷径。拳家练习器械，讲究意气要贯于剑尖棍梢。我曾见高人使剑，一剑刺出，可以感受到剑气直贯锋尖。毛笔与兵器相较，短多了，意气贯注笔尖应该是容易得多。“神之所浴，气之所沐。是故点策蓄血气，顾盼含性情。”（五代谭峭撰《化书．书道》）

现代社会乱象纷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身体被搞乱了。白天紧张忙碌工作了一天，晚上还夜生活无度，人类几百万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方式完全被抛弃了。然而，我们的身体跟不上这种急剧的现代生活方式变化。熬夜的结果首先是肝受到了伤害，然后是脾，肾，因此普遍心浮气躁，心烦意乱，心猿意马。

大道养生堂的创办者刘逢君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龙文化养生之道》一书中说：
由此我们常见：个别病态的官员在病态执政，个别病态的商人在病态经商，个别病态的教师在病态施教，个别病态的文人在病态创作……病态的身体容易产生病态的精神产品。我们伟大的中医先哲几千年前就揭示了物质决定精神这一客观规律，提出以下基本观点：
肝主情志……
心主神明……
脾主思……
肺主忧……
肾主恐……
还可以加上，病态的画家在画病态的画。
不少人奇怪地理解艺术浪漫，以为艺术家就是昏天黑地，随心所欲。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家，如同宗教的苦行者，如同农民种地一样，生活有序，努力工作。

简单来说，便是造形敏感从素描来；
线条深刻从书法来；
色彩丰富从油画来；
境界超迈从读书、阅历、修练中来。
如此，则可为最终走向中国画打下丰富、厚实的艺术基础。

陈丹青辞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一事，闹得沸沸扬扬，陈丹青在陈述辞职理由时，曾经说到：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还在狠抓英文成绩。
陈传席教授有一次在文章里发牢骚说，我再也不去批评美术界了，因为美术界的人太没文化。

而在没文化的美术界里，大面积来说，国画界尤为人所垢病。这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
本来，传统国画只是士夫文人余事，志道据德依仁之余，游于艺，抒情写志，悠游岁月，善画者都为饱学之士。
如今，传统学问固然备受误解，我们已经培养出来几代对传统文化隔阂冷漠，一知半解的教师，教得浮皮潦草，学则不得受用，人格养成，境界进化都不相干。
至于西方文化，也是生吞活剥，只捡得几个时髦名词。

孔子有言：君子不器。而中国当代教育正好相反，一直忽视人文素养，日益陷入技能教育陷阱。
国画家大面积工匠化，国画便工艺品化。
少文化，没文化，去文化，工匠化，这是国画，同样也是传统文化其它门类目前最大危机所在！
难怪不断有人预言国画衰亡。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弱势文化的地位导致矫枉过正，似乎从西方文明传来的一切，都是先进的、积极的、科学的、合理的、充满生命力的；而一切与传统有关的都是落后的、反动的、封建的、迷信的、僵死的。

明清两朝总体上的封闭倾向，中国近代转向中的艰难曲折，为国人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传统文化保守封闭。
大不然！
实际上，中华文明原典，尤其是诸经之首《易》，充满了星移斗转，时移世易，因势利导的变化思想。
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指的是宇宙本体存在，它与能量守恒一样永恒，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根本不是思想保守。

与任何文明在宗教层面只有一个核心不同，中华文明在宗教层面存在着三个核心：
儒；
释；
道。

与其它核心文明基本只拥有一本文明原典不同，中华文明----
儒家拥有“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道家拥有《道德经》（老子），《南华经》（庄子）；
释家经典甚多，《心经》，《金刚经》都是其中流传极广的翻译作品，而《坛经》则是佛教中国化的杰出经典。
与其它文明排他性的一神教不同，中华文明诸神众多，各司其责，虽然历经现代化去魅的打击，在民间仍然拥有信仰，这种泛神论精神决不可轻率地以迷信视之。
与其它文明诸神差异，信仰不同，经常导致你死我活的战争不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除少数特例，经常状态是诸神和谐共处，信仰自由宽容。

因此，中华文明在源头处，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它可以容纳不同精神品种，不同意向激情。不同的生命进化均可从经典得到精神资源的支持。中国人因此内道外儒，性格复杂，灵魂丰富，面对任何外来文化，都有潜在的精神接口可以对接。
这种包容性，赋予中华文明杰出的融合，变化，适应，创造能力。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古代文明，她蕴含了从原始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到工商时代所积淀的文化财富。台湾作家柏杨从消极的方面批评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然而，也可以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中国文化是内蕴丰厚，深不可测的“文化汤”，
——山东德州扒鸡之所以远近驰名，得益于那锅百年老汤，据说连走日本，躲避鬼子飞机轰炸时也没有断火，没有停止续汤。
——四川泡菜好吃，其秘诀也在于天长日久，诸味混杂的泡菜汤。
——在地球诞生的早期，连续下了五千年的雨，形成最初的海洋，科学家称此为“原始汤”，正是在这“原始汤”里孕育出地球最初的生命。

汤之用神矣！
经中华“文化汤”一泡，在美国智力测验中，华裔智力第一。

中华文明曾经成功地融合蒙古游牧文明，满清游猎文明，融合印度佛教，甚至在世界上从来难融的犹太人，也曾在河南开封被完全融合过。

中西相遇，百年震荡，中华文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无数优秀的中国人被迫放弃个体生命非社会化进化，个性发展，个体生命潜能实现的可能，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献身救亡图存，国脉赖以幸存。
耗尽中华文明精血的磨难终于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第一次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可能，发展自己的才能，通过建设性的渠道实现自己的生命潜能，在不同的生命形式中报效文明。
可以想象，民族巨大的脑力潜能一旦释放，并得到经济发展的支持，潜在的智力第一有可能显化为科学、文化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将出现一个各行各业人才辈出的时代，并有可能出现世界性的大师。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千年未有之巨变，便有千年未有之包容。

一百年来，无论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或是西体中用的提法，都有点被动挨打，被迫吃药的味道——
比较起来，我喜欢台湾学者王财贵提出的“全盘化西”。
这便是以我为主，拿来主义，实事求是，实际出发，提高警惕，不为人化，急用先学，自主创新，兼收并蓄，深谋远虑，按自己的情况，过自己的日子。
这便是在儒、释、道三家之外，再加一个西----
儒；
释；
道；
西，
四家。

做一个现代中国人，如此，便好；
作一个以“国”之冠名的画家——国画家，更应如此。
贤哲有言：一时画得好靠灵气，一生画得好靠学问。不如此，何以为艺，为人？何以不衰，不亡？

《左传》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
立德是做人；立功是做事；立言是作学问。
黄宾虹标举士夫画，认为士夫画优于文人画。
何谓士夫？便是“三立”之人，文化修养之外，具天下情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种士大夫的天下情怀，便可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观察，批判意识对接。
黄宾虹本人早年追随革命，后来办刊，教育，致力于传统研究，多有建树。
瞻望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冲决一切时间、空间、语言、文化的障碍。一张光盘可以储藏大量的信息；上下左右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一部计算机可以把宇和宙纳入其中，送来眼底耳前。
传统和世界从来没有如此靠近我们，地球村村民信息共享，新世纪既为人类提供了空前广阔的教育资源与教育可能，也对受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走向世界的中国呼唤有大热情、大毅力、大诚恳，有富于精神追求的价值观，有丰富文化作底蕴的审美气质，以及有广阔的感受力，深刻的直觉理性与严密的逻辑理性，超越的慧悟理性，（关于三种理性，请参看拙著《创造孩子》理性教育有关章节）气息深沉的生命个体出现。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需要思考和澄清。
画家朋友曾对我说，你读了很多书，而且一直在修炼，为什么你在作画时，却如此张扬激烈，是不是和你当过兵，又一直练武有关系？言下之意，似乎应该含蓄、柔和、静穆一些。

我说，这首先和我的性格复杂有关。我性格中有三种成分：
才子气；
英雄气；
道逸气。

青春时代，才子气多一些，现在则英雄气多一些，我在太行山，受天地感召，“欲与天公试比高”，画杨树，四张六尺竖接；
画山，五张八尺横排；
画老玉米棵，八张四尺拼接。
以公路，山坪作画案，中锋饱墨，放笔直写。
道逸气也有，看画什么东西，当时心情如何，含蓄、柔和、静穆的画我也画，也非常喜欢。

其次，作家阿城认为，人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异。由于时代的变迁，我们和黄宾虹那一代人相较，在知识结构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姑且不论优劣，总之这是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过程。
在给定的生长环境中，我是从革命文学（我清楚地记得，二年级时，通过熟人从“大人图书馆”借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红日》），革命艺术，革命美学，革命哲学，到西方文学，西方哲学，西方美学，西方艺术，这样一条阅读路子，开始自己的精神旅程，最终又兜回中国传统文学，传统哲学，传统美学，传统艺术的。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２５章）
在这中西相遇己一百余年，地球村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那种只会在聚会时题几句套语，吟几句古诗词，对“西”一无所知的遗老式文人，不免让人觉得酸溜溜的，与另外一些只会标榜几个时髦名词的前卫人物一样，两者都让人觉得有几分滑稽，留下文化营养不良，底气不足的印象。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不管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画家；又不管你是搞西画也好，搞传统国画也好，个人知识结构多元化，文化上学兼中西，既是必须的、合理的，也是可能的，同时更是人生趣味所在。

最后，最重要的是，不要片面地理解文化传统，国画历史和古人气质。
从《诗经》开始，历史上就不缺乏强烈激越、深沉苍凉、大气磅礴的文学表达：

一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二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三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诗经?相鼠》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渡易水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大风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垓下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李延年 《李夫人歌》）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乐府民歌《上邪》）

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

甚至哉。歌以咏志。”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礁尧。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

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
（陶潜《拟挽歌词》）

“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
（《女儿子》）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
唐代边塞诗的基调是苍凉、悲壮，岳飞、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与婉约词从来都是平分秋色。
鲁迅曾经说过，古人也不是一味静穆，就如陶渊明老先生也有《咏荆轲》，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月白风轻，如此良夜何？”，风雅之至，但同是涉及风月的“夜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明明也是一联古诗。

陈传席先生《从阳刚大气谈起》一文，从美术方面做了论证：
秦以力健闻名，汉以气厚著称，秦碑、兵马俑，汉画像砖，霍去病墓前石刻，皆深沉雄大，唐代以前的艺术都把具有力度气势和阳刚美的作品作为正宗和欣赏的主流。吴道子被称为“百代画圣”，他的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发”，气势磅礴。王维的画阴柔，在唐代画坛的地位一直不高。宋代以后，社会审美观发生了变化，阴柔立为正宗，反视大气磅礴、有力度感、阳刚性的艺术为粗野、俗气，王维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到董其昌倡“南北宗论”，把王维一系定为正宗，延续下来，一直到近代，国家危亡之秋，变法图存深入人心，吴昌硕、黄宾虹、傅抱石，磅礴雄浑再度崛起。“艺术似乎是小道，恐怕也不是小道，它的方向可影响一个民族。审美观是一股潜流，它‘强’则民族强，它‘弱’则民族弱。历史之实正证实了这一点。”
陈先生呼吁：现代的中国画阳衰阴盛，争着朝细秀小巧阴柔方面发展，我并非不欣赏江南传统画风这种细秀小巧，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汉唐豪气、猛气、大气、厚气、健气，需要阳刚的正气。（参见《陈传席文集》第五卷１４９２页）

傅雷在评黄宾虹画时曾说：
“然非具烟霞啸傲之志，渔樵隐逸之怀，难以言胸襟。”（参见附录全文）一直
一般人见了，心内生疑，多有问，那不是只有那避世隐逸，不在社会上做事之人才能言胸襟？
认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其中的道家文化消极，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普遍误解。其实，不仅儒家入世，主张不可为而为，道家同样高标参赞造化，我命在我不在天。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对此有详尽疏解。
南怀瑾先生曾经说过，原始佛教确实是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传入中国以后，经中国文化洗礼，佛教已经完全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消极。
佛教要求修先天智，也要修后天智。作为方便法门，修先天智可以采取闭关，隐居的方法，排除干扰，勇猛精进去修。但佛教强调这是大福报，必须积德行善，做很多功德事情，才能享受。
佛教强调放下，强调不执着，那是为了让人不执着于利害得失，不耿耿于宠辱荣枯，把注意力放在当下，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佛教强调修行者必须入世做事，对境练心，修后天智，才能功德圆满。那种木块石头一样的静坐，佛教视之为顽空。高僧大德甚至极而言之，能把世间的事做好就是神通。想想也是，社会中能把事情做得圆满的人有几个？
啸傲烟霞，渔樵隐逸，表现为“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特殊的一个精神品种，最高类型的精神境界。
内道外儒，一身兼两种精神成份，入世为用，务实；出世为根，务虚；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顺天而作，功成身退，视名利如粪土，傲公候为无物----老子、孙子、范蠡、张良、鬼谷子、李靖、李泌、刘伯温……

文武双全向来是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人格。
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
武圣关羽夜读春秋，大儒颜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
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
曾国藩，文人统兵，屡败屡战，灭太平天国，成中兴大业。

境界哲学主静，静则蓄能，静能生慧，静极生动，以静制动。宇宙万物，皆同此理。风暴在静中酝酿，地震在静中爆发。
不能静者，其动为躁动，盲动，乱动，浪动。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阴谋复仇，大夫范蠡向他推荐了一位民间女武术家越女。这位精于剑术的越女，对越王论剑：
“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翩如腾兔。追形逐影，先若仿佛。”《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写字，画画之前，艺者往往也需要静养精神，默运乾坤。“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待心中有所感动，方乃放出精神，解衣般礴，驭笔而行。

古云，每临大事有静气。韬光隐晦，十年一剑，静为躁君，重为轻根，皆是动之前静的修炼，静是精神的体操，静是为了动，静若山岳，动如江河，静如处子，动若奔虎。九年不鸣，一鸣惊人，九年不飞，一飞冲天。
静者并非无情，恰恰相反，真能静者乃大性情之人。圣有冲天怒，佛有狮子吼。阴晴风雨，天之常有；喜怒哀乐，人之常情。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命章》）贵在中节，不住为静。
大静者能大动，深静者能顺天地之动而动。
与天地同静者，其动风云为之变色。

用个大俗大雅的比方：
中国文化是阳具文化，具有阳具气质，以柔弱为本，以刚强为用，纯刚易折，纯柔难立，柔里生刚，棉里藏针，极柔弱而后极刚强。

宋儒程颢这首“秋日偶成》说得好：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投入吧----一切取决于投入的程度，投入的程度为我们测算出存在的深度与烈度，也为我们的美感体验给出丰度以及价值涵数。冷静观照的日神此时退场，酒神踉跄。绘画的规则在投入的陶醉，陶醉的狂放中渐渐淡出。
便有神入。
携带着你走向对象的是无法形容的悸动，也许只有宗教的灵悟，摇滚的着魔，情爱的化境同属一类。凝视，凝视，久久地凝视。与对象的交流跨越时空，默默无语。忽然间被对象的某处所触，便会有灵机一动，绘画的激情从心源翻卷升腾，于是画纸上那诱人的白色空间如水镜般碎裂，宇宙创生，线条开始游动，开始散步，柔韧而富于节奏。这是小提琴似的沉思，温柔，诗性，敏感，显示出严格的控制。手指与炭精棒的结合是那么气息畅达，那么亲密无间，那么富于触觉的快感。炭精棒在纸上涩涩地移动，你会感到纸面与笔之间那极为微妙迷人的磨擦，有如内家武术中劲达涌泉，极轻灵又极沉重的趟泥步。太阳雨（粤语称“白撞雨”）洒落林间，便有沙沙声忽紧忽驰。大片黑白聚拢，缓缓流泻，铺排出整个乐队的交响：
黑色是大提琴的低音，浑厚，深邃，托着灵魂的忧郁如歌般行进；
和声部的灰调子，丰富、柔和、混沌、朦胧；
白色则如小号般吹出高音，单纯、响亮、锋锐……
肖像携带着个体生命全部的人文信息向你的画面诉说;人体微妙的韵律是造化至美的天籁……每一处或者瘦硬或者柔软的起伏与转折，无不在画眼和手的合作中，在触摸式素描下（一种为世界绘画界许多人提倡的素描方式），呈现出惊人的生命物象之美——我于是与凡高相遇，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在一阵激情的撞击下，愤然捣碎了所有的石膏手脚，并且宣称，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只真人的手和脚存在，他就决不再画这些石膏做成的模型。
体验素描：用身体去感受与经验素描，便是在全身心投入的迷醉中，去体验自己的艺术个性。马蒂斯说，我们要“寻找表现自己内心感受的颜色和从自己的感受中率真地流出来的素描。”
非常不容易。
艺术个性先验地潜在，却属于彼岸。你上路，艺术高原的危险不在荒漠而在于蛛网般布满人迹。每一步驾轻就熟，按图索骥，都可能误入歧途。你所喜欢的范式你必须避开；您所崇拜的大师既是你的父亲，也便赋予你“弑父情结”。
对于真具个性内涵的人来说，不能幻想有人能真正具体地，而不是一般地告诉你，什么是你的歧途，哪里是你的穷巷。从艺术实践的方法，技能训练开始，你就必须再三彷徨，充满困惑地摸索你的个性。那种认为用完全相同的操作方法，技能训练可以培育出各具个性的艺术家的观念虽然流行，却是大工业模式为了培养流水线上标准化的劳动者而普及的教育神话。教育者失去个性的危险与被教育者失去个性的危险互为因果，同步扩大。
唯一可以信赖的是内心模糊和遥远的先验直觉！
它常常表现为某种审美意向的真诚与执拗，当我们误入歧途时，它以本能的形式推动我们在痛楚中猛烈地反抗。生命神秘的先验直觉、价值内感与审美宿命、形式激情无法交流，极为非社会化，没有普遍意义，属于私人，但它确实具有个性进化意义，是个体生命可靠的内源启示与福音。真正强有力的，深刻的艺术个性，不仅不能忍受他人的扭曲，甚至也不能忍受自己自觉自愿的扭曲。是它，只有它，才能最终渡我们经验艺术与人生的迷风茫雨，抵达艺术觉悟的彼岸。